1、语言学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从核心逐渐边缘化

　　新中国成立后构建了一个语言本位的现代语文教育体系，吕叔湘、张志公、朱德熙等为代表的很多著名语言学家积极投身中小学语文教育，拟定教学大纲、编写语文教材，形成了一个由“字、词、句、篇、语、修、逻、文”构架而成的语文知识体系，相关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也给中学语文教学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淡化语法”的倾向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语言学在语文教育中逐渐边缘化，语文教学出现内容空泛化，语文课往往被上成夹杂着文学、文化和百科知识的大杂烩课，教学效果不如人意，学生人群语言应用能力下降，引发了关于语文教育改革的反思和调整。

　　2、新时代“新课改”中对语言学知识的关注和语文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时代的教育综合改革不断深化，语文学界的探索和反思持续进行，语文课标、教材进一步修订完善，新高考试点后正逐渐推开，语文教育整体上有了新推进，语言学知识重新受到关注，“新课改”“新课标”“新教材”对学生语用能力比以往重视，“新高考”对语用能力的考查有所增强，但“教什么”“怎么教”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而“教什么”是更基本的，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新时代语法学研究的成果和语言学者的责任

　　新时代的语言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语音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等各个方向都有了长足发展。和语文教育关系最密切的语法学研究更是成绩卓著，研究者的关注对象、研究方式发生变化，产出了很多可为语文教育所利用的成果，成为新时代语文教育中新的语言学知识体系得以建构的重要基础和资源。

　　3.1 功能语法学：让教学中的默会知识变成可教可学的明言知识

　　功能语法学以真实的语篇和日常交际的自然言谈为语料，探究交际功能是如何影响语法结构的，很多研究成果，如信息结构、指称现象、语体区分等，可以移植转化到语文教育中，作为语文教学背后的理论支撑。

　　比如，对语文教学来说，表达方面的基本要求是“简明、得体、连贯”，但如何做到“简明”“连贯”，语言的信息结构和指称形式，显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再如，人称的选择往往体现了“亲属原则”“地位原则”等，了解这些原则，有助于我们阅读时通过人称来判断人物之间的关系，通过人称的使用体察人物的情感和内心细微的波动。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互动语言学有许多关于话语理解的成果，如对反问句表达的负面事理立场的研究、对口语对话中的话语否定现象的研究等，如果以合适的方式引入语文教学，对学生阅读理解复杂的文本会很有帮助。

　　从功能出发的语言研究，可以把以往很多人们或许隐约意识到但没能清晰表达出来的语文知识，系统化、理论化地呈现出来，把以往认为只能通过大量阅读慢慢默会的阅读、写作能力变成可教可学的了，从而可以缩短学生摸索实践的时间，加速其语言能力的提高。而语文是如数理化一样可教可学，还是只能靠“大量阅读”慢慢获得默会知识，是近年来颇有争议的焦点话题，功能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或许能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3.2 认知语法学：让学生对语言现象知其所以然

　　认知语法学认为，语言和现实世界不是直接对应的，现实世界通过人的认知投射到语言上，所以强调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是一种“有理据的约定俗成”，语法结构是可以从认知角度作出充分解释的。原型范畴、象似性、转喻和隐喻、意象和凸显、认知框架等是认知语法学用以解释语言现象的基本概念和依据。

　　对语文教学来说，认知语法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可以给常见的语言现象提供解释，让学生除了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除了学到语言知识，还可以学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连续统”“家族相似”等概念，可以引导语文教学放弃那种非要给所有的语言成分都归类的努力，把教学重点放到提高语言能力上。

　　3.3 以对言格式为主干的“大语法”研究：给学生提供适合汉语的语言知识

　　沈家煊基于大量的汉语语言事实，提出了“名动包含”学说，构建了不同于印欧语的独特的“对言语法”体系，提出“汉语语法以对言结构为主干，是个‘字句章篇贯通，音形义用一体，传情达意不二’的‘大语法’”。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认同这一立足汉语独特性的语法理论，并据此对汉语的独特性进行深入的挖掘。

　　传统语文教材中的语法体系，直接取自受印欧语影响至深的语言学研究，分析汉语现象时常捉襟见肘，对学生的阅读和表达实践的指导不够。对汉语独特性的研究，有助于建立一个高效实用的教学语法体系。汉语的韵律之美、语序灵活、多流水句等特点，可以让学生认识到真正的汉语是什么样子的，对纠正写作中常出现的不自然、不流畅、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等问题，能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汉语“用体包含”的特点，决定了从文学性表达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出汉语的特点。相关语言规律的揭示，让教师对文学作品的教学有了抓手，而立足汉语的语法规律去阅读、研究文学作品，有助于跳出传统的文学评论框架，得出新的认识。

　　当然，语言学研究是一项专门领域的学术研究，哪些学术成果能为语文教学所用，如何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语文的课程内容，都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的。

　　3.4 “语用学转向”：语文教育界借鉴语言学知识的已有探索

　　“真语文”大讨论系列活动中，提出语文课的“语用学转向”，主张语文教育中应该传授的不是静态的语言知识，而是语言知识的动态运用，因此语文教育要以语用能力培养为目标，重构以“语用知能”为核心，“以交流能力”为取向，以“语境、语篇、语用”知识为重点的语文教育体系。教学中则强调要“将语言文字运用作为语文教学的基本立足点，把训练学生语言文字运用的技能和提高学生语言文字素养作为语文课程的基本目标和任务”。但相关讨论以理论探讨为主，并没有在语文教学中落地。个中原因，语言学界和语文教育界的隔阂大概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3.5 新时代语言学人的责任

　　在语文教育的历史上，老一辈语言学家的贡献熠熠生辉，语言学研究机构也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语言学家在语文教育中逐渐失声。进入新时代以来，语言学家的身影又开始重新出现在语文教育界。然而，相比语文教育的迫切需求，这是远远不够的。语文教育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语言学家的参与是语文教育中必不可缺少的，新时代的语言学人必须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参考文献

　　方梅 2005 《篇章语法与汉语篇章语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方梅、李先银、谢心阳 2018 《互动语言学与互动视角的汉语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３期。

　　刘大为 2003 《语言知识、语言能力与语文教学》，《全球教育展望》第9期。

　　鲁小冬 2022 《语言学视域下的“新高考”语文卷》，《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鲁小冬、桑野 2022 《考查文学阅读能力还是语言应用能力——从2022年高考语文全国卷两道语用试题说起》，《中国考试》第11期。

　　吕叔湘 2002 《吕叔湘全集》（第十一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 1980/2021 《语文常谈》，商务印书馆。

　　倪文尖（主编） 2019-2021 《新课标语文学本》（2.0版）（1-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倪文尖 2022 《倪文尖语文课》，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

　　沈家煊 2016a 《名词和动词》，商务印书馆。

　　沈家煊 2016b 《从唐诗的对偶看汉语的词类和语法》，《当代修辞学》第3期。

　　沈家煊 2020 《汉语大语法五论》，学林出版社。

　　邵克金等 2019 《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语言学对我国语文教育的影响及启示》，《课程教材教法》第11期。

　　汪 锋（主编） 2021 《汉字汉语专题探讨》，人民教育出版社。

　　王 宁 2000 《汉语语言学与语文教学》，《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王荣生 2022 《国民语文能力构成研究（阅读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徐默凡 2015 《语用学视野下的语文教学改造》，《语文建设》第7期。

　　语文出版社编 2001 《新中国中学语文教育大典》，语文出版社。

　　张伯江 2005 《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语言科学》第6期。

　　张伯江 2016 《言者与听者的错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张伯江 2017 《语言主观性与传统艺术主观性的同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3期。

　　张伯江 2021 《论〈女神〉的诗体创新 ——为〈女神〉出版100周年而作》，《文学评论》第6期。

　　张志公 1963 《说“工具”》，《张志公自选集》，人民教育出版社。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3年第2期